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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坷人生(七十一)_散文网

坎坷

——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

陈宣章

一四〇、刺激和

我坐船去武汉开会,因为肾结石,我随身带着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。我在三等舱的上铺。逆水行船很慢,我不断地在舱内跳上挑下,引起肾结石下行卡在输尿管狭窄处,肾绞痛发作,尿血。我在铺上强忍了五个小时,实在不行了,就去找船医。

我出示了证,并且告诉他我肾绞痛发作,尿血。他说船上没有药,我说带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。但是他不,以为我是吸毒者。我就用他吃完饭的一次性饭盒当场小便,一盒鲜血。他才给我打了针。因为我没有带注射器,那时候还没有一次性注射器。( 网:www.sanwen.net )

到了武汉,当天晚上又是肾绞痛发作,尿血。我在大会会务组老师的陪同下去武汉医学院附属医院急症,再次注射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。

会议期间,我发现“中国医药生物数学学会”正在发生“政变”。原来的副会长、浙江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周怀*教授利用华东分会的强大实力要把方积乾教授搞下来取而代之。会议上两派对立,斗争非常激烈。还有一个原因:中华医学会不愿意接受医药生物数学学会作为下属机构,周怀*就到北京挂靠“全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(即CSIAM)”,成为它的下属分会。武汉会议就是“改朝换代”,周怀*要当会长。

周怀*在上海参加了我的科研成果鉴定会。他几次来信要我与他合作出书《定量病理学》,而第一作者是他。在武汉会议上,他一直把我列都有哪些癫痫病医院入他的“政变”阵营。但是,我对方积乾教授的功绩予以支持,我认为:搞小动作夺权是卑鄙行为,会造成医药生物数学学会的分裂。好不容易起来搞学术研究,他却为了个人地位搞分裂,搞阴谋诡计。于是我公开反对这种做法。这是我的正方形性格使然。

在选举分会委员时,周怀*一反会议初期鼓吹我的态度,反对我作为候选人。我的成就是与会代表公认的,结果还是被选为分会委员,并就任财务后勤组副组长。会议上,方积乾教授为了防止分裂进一步扩大,主动放弃会长一职,周怀*就任会长。周怀*就把方积乾“尊”为名誉主任委员(见《数理医药学杂志》1993年第1期P96)。此时,方积乾教授才56岁,身强力壮,正是出成果的丰盛期,这真是一个大笑话。

会后,周怀*利用会长职务和常委会、全委会中的多数搞了不少小动作:1。1992年11月30日搞“通信投票”增加两个常委,谁知道其中的票数是否真实?2。搞突然袭击开常委会,使得不是亲信的常委无法参加会议。3。私自任命亲信徐州医学院数学教研室讲师李*为分会“秘书长”。4。再次召开会议,对不是亲信的委员不发通知。武汉会议后,所有会议(全委会和学术会)都不给我发通知。连1994年在上海交大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生物数学会议、1996年在上海召开的CSIAM学术会议、1997年在上海召开的医药生物数学学会会议都没有给我发通知。

但是,周怀*没有放弃要我“参加”写书。他不直接写信给我,而是通过上海医科大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孙伟民来信,要我“在近期将编写大纲写出来寄给周老师”,“请您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有关章节”。一个纯数学老师,没有任何病理知识,却要写《定量病理学》,我不能保证将来出书时作者中睡觉的时候突然抽搐怎么办 有没有我的姓名。我连信也没有回。我与周怀*从此就断绝了往来。

从武汉回上海前,我托大会会务组老师到附属医院开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各一支,以备回程船上万一再肾绞痛发作,尿血。在船上,我小心翼翼,不敢跳动,总算平安回到上海。回到医院,我没有说肾绞痛发作的事,谁都不知道。但是我心中的痛苦更甚。

一四一、重要病理个案

全国胃癌病理协作组有一个“早期胃癌”课题,要求各医院按照标准提供病例。胃癌组织仅局限于粘膜层为“早期胃癌”,突破粘膜肌层到粘膜下层就不是“早期胃癌”。所以要求把胃癌病灶边缘向外2厘米的胃壁全部取材,往往要取材几十片到一百几十片。只要有一片的胃癌组织突破粘膜肌层,就淘汰,就不是“早期胃癌”。

这个课题的领导人之一就是沈铭昌教授,我积极支持这项工作,提供了许多病例,其中竟然有潘书记的。他的胃手术标本,我们一共做了118片胃壁切片,全部都局限于粘膜肌层。按照日本文献,“早期胃癌”的五年生存率100%,手术后不用做化疗。潘书记看了他父亲的病理结果,非常激动。

这时候,医院上下才知道病理工作对病人预后的重要性,而且知道病理科工作的艰巨性。最多的“早期胃癌”病例,竟做了160多张切片。而且,一旦发现一张切片中胃癌组织突破粘膜肌层,就“前功尽弃”。但是,只要有“早期胃癌”的可能,我们一例不放过,按照规范取材、制片。一个病例的工作量相当平时一周的工作量。

不久,孙副书记的妻子发现直肠癌,虽然位置较高保全了肛门,但是关键是癌组织有没有突破粘膜肌层?病人年龄才四十多,孙副书记焦急万分。我们取材时也按“早期胃癌”的癫痫治疗康复新技术规范,做了许多切片。可惜,肠癌组织已经突破粘膜肌层。从此,孙副书记这个肺内科医生对肠癌和病理特殊的关心和重视。

不久,纺织局教卫处老处长患病,因为诊断不明,有关科室会诊,我也被邀请参加。临床科室对病理诊断的性越来越大,引起了医院领导的重视。我就趁机提出了显微镜更新换代的问题。由于老院长的病理,医院进了一台进口冰冻切片机,这是全上海医院中最早的冷箱式冰冻切片机。当时连市级医院还是CO2冰冻切片机。但是我科的显微镜却还是五十年代的产品,视野小,单筒,用反光镜作光源,又暗又累。我的左眼视力明显比右眼差,因为左眼长期看显微镜。医院马上购置了电光源奥林巴斯双筒显微镜。

不久,纺织局对外贸易公司总经理因乳房肿物手术。她是纺织局的财神,从局领导到医院领导都非常重视。术中冰冻切片诊断是乳腺癌。为了测定预后,我专门为她作了免疫组化测定。对外贸易公司党委书记给我科送来了出口的牛仔裤作礼物表示。

沈铭昌教授说,要领导重视病理科,最好的时机就是大干部做病理检查。有一年,上海市委书记生病要到肿瘤医院作病理检查。市委书记的秘书在前一天到医院视察,发现门口的路高低不平,回去汇报后,马上派来工程兵部队用速成水泥连铺路。

相反,病理科工作人员长年密切接触有毒气体二甲苯和致癌的甲醛,申请保健费却一拖再拖。工厂中接触苯类的五十年代就是甲级保健,即使困难时期也保证鲜牛奶供应,而病理科工作人员却一直没有保健费和鲜牛奶供应,直到八十年代末才给乙级保健费。

一个医院,最肥的是设备科、基建科和药剂科;其次是手术医生;最穷的是病理科。因为在解放后我国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癫痫病药有哪些,医院经费是不用担心的。病理科的收费与查大小便常规一样,做一例仅一角钱,连成本也收不回来,做得越多,赔得越多。病理科号称“清水衙门”,却特别重大。医科大学生一般都愿意到手术科室工作,没有人想到病理科工作。

在市场机制下,病理科医生的奖金全院最低。这里讲一件事:1984年5月我参加“全国性临床医学中的技术、经验与思维”学术讨论会(昆明)。因为我肺手术后高原氧气不足,在昆明发高烧住院。会后,大连卫校李加林老师陪我从上海走。在上海老城隍庙小商品市场,我俩各化5元钱给妻子买了一根假红宝石项链:红宝石是玻璃,项链是铝涂黄色。李老师给我讲了自己的遭遇,说明为什么给妻子送项链。

李老师妻子是他大连医学院同学,美丽贤惠。李老师高大英俊,口才学术、组织能力极强,但是父亲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,女方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女同学以死相许,非李加林不嫁,女方父母只得同意。李加林毕业分配在大连卫校当病理助教。他儿子与他一样高大英俊。不久前,年逾古稀的李加林父亲回到大连,被定为高级干部,原来他是共产党员。当时,大连只有两个人知道此事:李老师和大连市委组织部一个干部。因为李老师母亲每个月去大连市委组织部领取丈夫的工资。李老师不久就、担任大连卫校副校长。陈培农老师退休后,李老师是大连病理学会会长。他是副校长,竟然与我一样穷得给妻子送假红宝石项链,简直是一个笑话。因为我们的工资只有区区六、七十元。

正因为病理科穷,所以这些重要病理个案促使医院重视病理科,为我们工作增添设备,提供了方便。但是个人经济效益却难以改善。

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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